小山甚少進教室，一天罕見進入教室，卻在不久之後消失了。班上同學呵呵笑著，原來小山爬到屋頂了。我要小山下來上課，小山反問我：「為何不能在屋頂聽課呢？」
我問他怎麼能在屋頂上課呢？
小山列出了諸多理由，教室很熱、屋頂很涼爽、屋頂視野開闊、屋頂也聽得到老師聲音、屋頂的學習效果比教室好……
這違背我的經驗，亦挑戰我的觀點。剛進入山中教書的我，除了憤怒或討好之外，不知道如何對話？
山中執教的日子，衝擊我的觀點、情緒、期待與自我價值的事件，逼得我不得不重新審視。
1998年～2005年之間，我在山中帶領文學課，帶領孩子進入古文、詩詞、東西方文學，有大量閱讀與討論，我進行了多項嘗試，希望孩子更進入文學世界，擁有更深的領略。我在學期初建議，由我挑一本書，全班完整的閱讀，我也一起讀完這本書，我們集體討論一本書。
未料孩子集體抗議，為何「由你挑選？而不是我們挑選？」
我說出我的顧慮，關於經典文學，我有一個期待，能閱讀「真正」的經典。孩子們不買單，為何「我們」選擇的不會是經典呢？難道只有「你」才懂經典嗎？最後我被孩子說服了，由他們每個人挑一本「經典」，跟我討論書如何選擇？是否算得上經典？再決定繼續閱讀討論。
但這有一個困難，三個不同齡班級，我本來只要讀三本書，再與他們共讀與討論，並不費太多時間，如今答應每個人挑選讀本，我一口氣得讀30餘本書，當年我就這樣讀了30幾本書，與30多個孩子個別討論。除此之外，我也要再選一本書，全班集體閱讀我選的一本書，進行集體的討論，這是一個兼顧兩者的方式，乃由孩子和我討論而來。
山中教書常與孩子討論藝術，繪畫、音樂、建築、雕塑、照片……，孩子是打開我視野的人，也是讓我的觀點寬闊的貴人。
筱茜常拿照片給我看，我們常1小時討論30張照片，我們討論照片的拍攝、取景、角度、構圖與故事，一次照片中央被一根電線桿佔據，顯得非常的突兀，我猶記得當時並非指正她，要她應注意構圖，而是好奇的問她：「筱茜，當初拍這張照片時，妳是怎麼想的？將電線桿至於中央，而不是閃過電線桿，或者將電線桿往旁邊移動？…」
這些對話的方式，帶來很寬闊的視野，啟發著提問者與回答者。
翁仔問我何謂文學？我們師生的對話，意外讓我思索文學，那些我以為理所當然的答案，其實一點兒都不牢靠。
除了教學上的問題，生活上更是如此。
女孩問學校為何不能讓她獨居？而要集體住宿舍？老師就可以有住單身宿舍？女孩說自己不喜歡團體居住。學校並沒有敷衍她，而是開了一次又一次校務會議，討論孩子是否有差異性自由？若是答應了女孩，是否符合程序？是否符合正義？其他孩子的要求如何應對？會議結論提供孩子獨居房間。
孩子登山時行走，想距離隊伍50公尺，不想跟隊伍一起行動，老師不是立刻拒絕，而是詢問理由與想法？孩子說人群太吵了，想要自己一個人走，他想要聆聽心臟跳動的聲音。
山中學校給我很大的衝擊，讓我看到何謂全景？何謂開放式的觀點？當我在好奇他人時，我也同時好奇自己的觀點、情緒、期待，我如何成為這樣的我？
這一切都在山中發生，而當時的校長老鬍子（程延平）即是帶領者，他常跟我談論他的觀點，但是卻可以開放討論觀點？當時的教師不斷閱讀，我閱讀大量教育、心理與社會學的書，山中的七年給我太大衝擊，當然給我太多學習。
我在檳城演講時，有幾天載我奔波的杏純，當天跟我去閱讀課，前一天載我與志仲回住處時，問我如何走上薩提爾、走上對話之路？
我很認真的思索她的問題，因為她以薩提爾與對話併陳，我也兩者併於腦袋思考，乃告訴她以下的想法：
發展對話是近幾年的事，我將「聽話」系統與「對話」系統區隔，始於《對話的力量》前兩年，大約2014年左右，但是真正埋下種子的是在山中七年。
志仲曾在2003年左右去山中，看我上一堂童話改寫課程，看19個孩子在教室或坐或臥，而我隨後進來卻無任何不悅，直到我的課程讓所有孩子坐好，並且專注聆聽課堂，且隨著課程發問與討論，在隨後的小組討論與分享時，亦非常投入於其中。那來自山中學校的文化，也來自於我的課程改造，更重要的是寬闊觀點的接納，進而帶出了表達、討論與重整。
我在檳城授課時，有位學員表達生氣，我詢問學員對誰生氣？學員回答對自己生氣。我問有生我的氣嗎？學員支吾帶過去，我再核對一次，學員才點頭說有，我邀請學員說出對我的生氣，學員很不好意思，最後說了他的生氣，內在感覺到放鬆多了。生氣那是一種表達，表達的態度並未失當，就可以交流觀點、感受與期待，這一切都來自山中的養成，那就是在山中學校孩子常做的。
我有一種感覺：彷彿讀了七年的學院，並不是教了七年的書。在對話與薩提爾之路，我應該是得天獨厚，擁有難得的際遇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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